城市更新，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日前，历经三年更新完成的上海市首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孙科住宅一层以“理想之地——上生·新所城市更新及历史文献展”（以下简称“文献展”）的形式面向公众开放。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华霞虹教授曾深度参与上生·新所及其周边一系列城市更新项目的研究与改造。作为“理想之地”的参展人之一，她与记者分享了此次展览创意的由来。其间，既有对上生·新所未来的关切，更有自己参与城市更新实践十余年来的沉淀。

懂得“克制”

还要有历史学家的眼光

解放周一：听说，此番参与“文献展”策划，激活了你参与城市更新实践以来的很多思考。可否具体说说？还记得你第一次参与城市更新的过程和收获吗？

华霞虹：我第一次参加城市更新是在武康路。当时的任务是在世博会开幕前完成对武康路的更新。我们学院的沙永杰教授是武康路更新的总规划师。做一条有历史积淀的道路的风貌保护，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当时，沙老师在与我们沟通具体的更新内容该怎么做时，经常会强调“克制”二字。

解放周一：为何要强调“克制”二字？

华霞虹：一条路的更新涉及的内容和环节非常广。当时，具体到一些沿途街景、围墙、小区入口的更新，主要由此前专门从事建筑设计研究的学者来做。因为我们原来也都是做建筑设计的，当遇到一个需要设计的对象时，且不论其规模多大，我们一般都会想当然地去琢磨：怎么把这个东西设计得特别一点？

解放周一：就是克制不住想要创新、想要表现自己的才华。

华霞虹：没错（笑）。作为历史风貌道路和区域的总规划师，沙老师更有强烈的意识：历史街区的更新要把历史当成主角，设计要克制，不能抢戏份。尤其是建筑师，在更新的过程中，要注意控制一下自己的表现性和表现力。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你不可以做任何有一点新意的东西。

我当时领了两个任务。一个是武康路75号老洋房小区的入口更新，另一个是武康路、华山路街道转角处的更新。这两个项目的成果现在都还看得到。

在第一个项目里，我主要是做了门头的更新。当时的想法是，门头的所在之地，除了是一个小区入口的所在，还需要为这里的居民提供一个可以避雨或是稍作停留的地方。考虑到这一点，我利用原来门头不到80厘米的厚度，做了一个有覆盖的入口空间。入口一侧的砖墙上装了一盏路灯。晚上就会有一盏温暖的灯，提醒小区居民已经到家了。

入口空间的这扇门原本是实的。在门外，完全看不到门内的情况。这当然有安全和隐私方面的考虑。但我觉得小区里的老洋房还挺好看的，完全将小区与外部街面隔绝，有点可惜。于是，在不影响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我对这扇门的上部做了镂空设计，目的是希望能增加一点小区内外的对话。改动以后，街上的路人只要稍微踮起一点脚尖，就可以看到院子里面的一点风景，但这个行为本身又不会对居民构成太多的打扰。

做武康路、华山路转角的时候，主要就是在墙面绿化上做文章。为了让绿化带有一点武康路独有的印记，我把武康路上所有历史保护建筑的门牌号码串联成了一个“条形码”。这个条形码构成了支撑整个垂直绿化的钢架。这等于是把武康路历史建筑的信息做了一点转化，藏在了设计中。如果不仔细看，不一定马上能看出来，但背后是有内容和逻辑在的。

我们建筑界有一句话叫作“建筑师必须要跟自己的错误生活在一起”。事实上，在参与武康路更新的时候，我也犯下了一个错误，为此懊恼了很久。

在做武康路、华山路转角更新设计时，我用了一段中英文对照的内容介绍武康路的历史沿革。结果，这里面就出了一个错误——直接用英文翻译了福开森路的路名。但从历史保护专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采用这条路的法语译名更准确、更合适。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错误，但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教训。既然是做跟历史风貌保护有关的工作，一定要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和专业水准来要求自己。

要避免出现

“好看却无用”的空间

解放周一：以2008年为起点，你参与城市更新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在参与了第一个项目以后，后面还有哪几个节点影响并促成了你今天的城市更新观念和工作方法？

华霞虹：记得做武康路更新期间我们开过一次研讨会。当时，大家就有一种感觉，也是一种对自己所做工作的追问：做城市更新，除了刷墙、开店、做点街景美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做完那些一眼就“看得到”的更新之外，接下来还能做点什么？

后来，有两处实践让我有机会深化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一处是金钟路、平塘路街角更新。它是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城市公共空间促进中心组织的“行走上海2017社区空间微更新”17个试点项目之一。一方面，这个项目就在我家边上，我对它的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当时我女儿正好对设计萌生了兴趣，也想为自己所生活的社区做点事。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我就组织了一个设计团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竞标。

当时，一路做下来，最大的感触就是，会影响一个微更新项目落地和发展走向的因素非常复杂。落地还只是开始，能否让这个项目走得更远，以下几点非常关键：

第一，选点可能比设计更重要。在一个社区中，究竟是哪个点可以拿出来更新，不仅事关该更新能否成功落地，也关系到它以后能不能维护好、对社区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

第二，协调沟通比把设计图纸画出来更重要。随着城市微更新项目更多落到社区，它所涉及的管理部门非常复杂。为了推进项目落地和完善，需要协调众多单位。在整个过程中，如果设计师不能得到业主方的充分信任，又因为“怕沟通”产生畏难情绪，就很难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需求、获得周边社区居民的支持配合。

第三，街道层面的微更新项目在施工时很难做到封闭，其安全生产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在这个项目完成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开车回家经过此地，我都会留心那里的使用情况。看到有居民在使用，我就会觉得自己的所有的付出和投入都是值得的。

此后，我也一直在思考，让一个微更新项目可以更好地扎根社区，可持续的管理和运营似乎必不可少。但是，这里所说的管理和运营到底由谁来负责呢？社区干部还是居民志愿者？光是靠上述任何一方，似乎都不完全可靠。靠第三方团队、机构来维护和运营吗？资金从哪里来，是否可持续？

后来，我又参与了长宁区团委和华阳路街道共同牵头的“I华阳”项目的设计和落地。整个过程再度证明，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作为一处必须充满社区感的空间，后期符合价值规律的管理、运营和维护非常关键。

我们作为设计师，不能只是做一些好看却无用的空间而已。也许，在酝酿设计方案的伊始，就该把后期管理、运营、维护问题一并讨论、考虑。毕竟，那才是一个项目能否发展得好、维持得长远的关键。当然，在此过程中，设计团队必须跟街道方面充分沟通、合作，发现、挖掘项目所在社区乃至整个地块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生活与空间高度融合

才是城市更新的更好状态

解放周一：据说，参与此次“文献展”策划的人都是带着“问题意识”来的。大家都非常关心作为城市更新项目的上生·新所的未来。希望它能有不错的、长远的发展。但是，大家似乎都在找寻实现这一愿景的答案，且都还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这是怎么回事？

华霞虹：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上生所”）地块位于愚园路、衡山路—复兴路以及新华路等上海市中心三大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交汇处。该区域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20年代。孙科住宅、哥伦比亚乡村总会等重要近代历史保护建筑，麻腮风大楼等颇具代表性的工业遗存，均聚集在此。2016年，上海万科承接起对该地块进行整体更新的任务，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打造，使该地块成为近年来上海历史风貌保护方面的一个标杆性案例。

经打造后的上生·新所自2018年对公众开放至今，已是沪上资深“网红”打卡点。但历史风貌保护业界专家学者并不满足于它的现状。

去年，我所在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地组织了由多国博士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学生们分别从“历史片区更新中的商业活力影响因素”“历史建筑的空间重塑与场所记忆”“上海近代郊区建设模式与特征”“历史街区的空间印象”“消费文化”5个角度切入，面向上生·新所更可持续的未来进行专业研究。当时的研究，为这一次的策展提供了基本的认知框架。

解放周一：此次展览中，你带领的研究团队负责了“单位”板块的策划与制作。你和李颖春老师带着学生一起，访谈了4位在上生所工作30余载的老员工和3位长期生活在新华路街道的老居民。通过历史年表、城市地图等方式，梳理了作为保密单位的上生所在国家历史进程和上海城市转型中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周边城市空间的关系和独特的空间记忆。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认为，更好的城市更新，源于对上述历史记忆的深度挖掘与认知？

华霞虹：是的。此次展览中，我们自己认为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花时间去做了访谈。访谈拓展了我们对“单位”的认识，拓展了我们对这个区域的认识，更拓展了我们对于城市更新的认识。

我们的受访者因为曾经长期生活在此，他们的分享让我们意识到，无论是单位，还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城市空间的变迁，其实跟每个人的生活、跟每个人的个体记忆或者群体记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未来从事历史文化保护或者城市更新的一个目标，也是一个基础。

如果一个城市更新项目可以实现生活与空间的高度融合，可以构成一个更好的城市记忆和个体记忆，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城市更新达到了一种更高阶的状态。人们由此生发的记忆才有深度和厚度，才是足够丰富的。

如果仅仅是制造一些热点，让市民、游客追着“网红”去打个卡、拍个照，也许能够实现短暂的热闹、带来可观的客流，但并不足以产生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活力，更无法支撑真实的新生活。显然，后者才是真正可以让这个地块不断繁荣下去的根基所在。希望我们策划的这个展览，也能够让人感受到这一点吧。

链接

见证城市空间剧变的上生·新所

■冯路

早在中世纪的欧洲，田园风光中的乡间住宅就是上层社会喜好的休闲之地。它躲开了城市生活的拘束和嘈杂，安静、健康而又自由，像一个可实现的乌托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公共租界就通过越界修筑道路的方式向上海西郊延伸。当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于1924年建成之时，大西路南侧一望无际的郊野农田显然被看作上海滩繁华之外的自然风景。1928年，美国普益地产公司开始在当时的公共租界以西筹建“普益模范村”，这片乡野田园成为侨民们心中的理想居所。对于横渡大洋来到遥远东方的异乡人来说，这些西式风格的花园别墅不仅仅是远离闹市的家园，或许也是他们想象的故乡。

经历过短暂的日据时期之后，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在1945年被用于防疫机构及生物试验办公场地。新中国成立后，它于1951年正式成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上生所”）的单位所在之地。自此之后的60余年，从郊野田园建筑到现代城市中的单位大院，建筑、空间及场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尽管学术界对于“单位”这一制度的起源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毫无疑问，在1949年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单位”成为我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关键内容。作为一种理想化社会的具体实践，它不仅仅意味着国营行政管理制度和机构，也不仅仅包含着集体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福利待遇，还暗示了一种城乡分野。

“单位”大多数情况下存在于城市之中，是城市居民社会身份和生活品质的基础。与此同时，无论是对于工作还是生活而言，“单位”必然在城市地理空间中体现为相对独立的空间和场所。作为大型的国营保密单位，上生所不仅把哥伦比亚俱乐部所在地建设成一个单位大院，同时也在邻近的区域中建构了自己的单位空间网络。从1951年迁入到2016年搬离，上生所不仅见证和参与了上海城市空间的剧烈转变，也给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留下了独特的场所记忆。

2018年，上生·新所的开放意味着这一片百年之地被翻开了新的篇章。对原有建筑和场地的更新改造，不仅带来了使用功能的转型，从单位大院转变成为包含办公与商业的创意园；更重要的是，从街区中的封闭之地转变为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

当代都市生活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如万花筒般变幻迷人的信息景观，还在于多重社交网络建构的新社区性。在充满流动性和瞬间性的大都市生活中，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一种网络节点，帮助人们与巨大、复杂而无从把握的城市建立链接。

这种链接不仅是空间认知的，更是促进交往的新社区：人们在公共空间会面、加入集体活动、把自己纳入城市生活之中。近百年的历史记忆和空间变迁使得上生·新所具有一种丰富而多样的场所特性。因此，它不仅因为开放场地成为周边居民的共享空间、成为新华路街道社区建构的参与者，还正在成为当代上海都市生活网络的新鲜节点。

从郊野田园之中的乡村俱乐部到生产生活集体化的单位大院，再到当代城市生活的多重社区网络，这三个阶段的转变不仅呈现了建筑、城市与日常生活的新旧更替，还代表着三个历史时期对于理想之地与理想生活的不同憧憬与追求。在孙科别墅的修缮完成之际，上生·新所补齐了历史记忆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因此让人期待它未来之理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