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幼儿园托班紧缺 六成母亲因孩子无人照料

自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生还是不生，家长们很纠结。钱江晚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能力生、无能力带”的现状，成了很多家长现实的无奈。过去半年多时间，浙江省政协致公党界别组和妇联界别组成立课题组，深入到全省各地进行调研，发现0至3岁托幼服务供需矛盾突出，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民众对于多元化的托幼服务十分渴盼。

“这个话题非常热，几乎每一次召开座谈会，都会超时，与会代表都有一肚子话要说。”作为此次课题组成员之一，省政协常委、致公党浙江省委会副主委章月燕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期《同心桥》专栏重点关注如何破局托幼之困。

苦于没人带孩子，生二孩计划只能搁置

陈小姐是杭州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工作时间朝九晚五。老公是做工程项目的，工作也非常忙。两周岁不到的女儿一直都是老人在带，“之前是我妈妈带，但是妈妈前段时间做了手术，所以这段时间是婆婆在带女儿。”

陈小姐说，婆婆是和老公的哥哥一起住的，平常要负责带两个小孩，也很辛苦，“我们住在庆春路这里，婆婆住在丁桥，距离挺远的，我们只能周末去看看女儿。而且，侄子上幼儿园了，婆婆要每天接送，也实在是管不过来。”

陈小姐想找一家托幼机构，来减轻老人的负担，但是也遇到了很多困扰。

“我希望找那种全天候的托幼机构，就是早上送晚上接那种，但是这种多数对年龄有要求，必须要满两周岁，我女儿年龄还差一点。对年龄没有限制的，一般都是时段性的居多，比如上午去两个小时，但是这种对我又不适用。”陈小姐说。

陈小姐说，女儿出生后，老公就想再生一个，觉得小朋友一个人太孤单，但是考虑到没人带小孩，生二孩的想法就一直搁置。“我一直很纠结，孩子生出来谁来带呢？如果真的要生，那就只能我辞职来带孩子，但我又不想辞职，我觉得女人有一份独立的工作很重要，不管赚多少钱，所以再看吧。”

公办幼儿园托班紧缺，无奈选择价高的民办

今年双11，赶上有优惠，杭州的戚女士给两岁半的儿子报了一家民办托幼机构，价格是每月6000元。这是她双11最大的一笔消费。

戚女士说，她家附近的公办幼儿园，目前托班都是不收的，她只能找民办的托幼机构。“民办托幼机构费用还是有点高的，我家附近的几家托幼机构，基本都是这样的价格。如果远一点，也有便宜点的，但是孩子毕竟才两岁半，太远也不方便。我们夫妻都是要上班的，要靠家里的老人帮忙接送，也不想让老人太辛苦，只能就近选择。”

在选择托幼机构上，戚女士也有些担心。她说，在一些预付费的早教机构里，报名后老板拿钱跑路，身边已经有两个朋友遇到过。所以，她在选择的时候也特别谨慎。

戚女士觉得，给孩子选择托幼机构，一是减轻老人的负担，二是为以后孩子上幼儿园做准备。“如果在相同的品质下，有公办的托幼机构，我肯定会优先选择。在价格方面，我觉得一个月三四千元更合理。”戚女士说。

六成母亲因孩子无人照料而放弃生二孩

家长们的担忧，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过去半年多时间，为详细了解0至3岁托幼服务情况，浙江省政协致公党界别组和妇联界别组成立课题组，深入到全省各地进行实地调研。

“从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今年1至5月份，浙江二孩出生率较去年同期有下降趋势。”作为此次课题组成员之一，省政协常委、致公党浙江省委会副主委章月燕表示，0至3岁托幼服务供需矛盾突出，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民众对于多元化的托幼服务十分渴盼。由于现有资源极为有限，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意愿。

课题组成员先后走访了衢州市柯城区、龙游县等地，并召开了包括家长、早教机构、相关职能部门在内的五次座谈会，试图找寻产生这一供需矛盾的症结所在。

课题组给钱江晚报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从生育主体看，在不愿生育二孩的母亲中，有60.7%是出于孩子无人照料而放弃生育；从看护主体看，由于托幼服务的缺失，有近80%的婴幼儿由祖辈看护，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无奈成为孙辈的保姆。从社会层面看，育儿嫂和保姆行情不断上涨。

与此同时，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各类托育机构和亲子型机构中，既有品牌连锁机构，也有众多无品牌、“作坊式”的机构，良莠不齐。由于监管主体缺乏，一旦出现问题，家长往往投诉无门。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早教培训机构只需通过工商部门注册，相对门槛较低，部分早教机构有逐利化倾向。”章月燕说。

做好顶层设计很关键，服务模式提倡多元化

在走访调研和一次次的座谈会中，课题组也慢慢梳理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做好顶层设计很关键。”章月燕说，目前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都有明确的教育网点规划，对学校建设标准有一套明确的要求，对0-3岁婴幼儿托幼服务也应该有个“接口”，比如对一些新建小区就应该有这方面的要求，多少人口范围内应该配备托幼服务机构。

课题组认为，浙江可以先采取试点的方式，从城市开始，摸索出一套经验，加以总结推广。

“服务模式上，可以提倡多元化，通过健全‘政府指导、部门监管、市场运作、社区组织、家庭参与’的工作机制，完善以社会办园为主体，公共服务为补充，多元化、多层次的托幼服务体系。”章月燕说。

钱江晚报记者了解到，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的通知，上海市、北京市海淀区等14个地区先后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

章月燕告诉记者，在走访中他们了解到，托幼机构也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出台行业标准和规范管理体系，便于行业走入良性发展轨道。

针对此现象，课题组认为，关键是明确主管部门，出台相关工作条例，统筹协调各部门履行监管职能。

“通过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统筹卫健、教育、工商、民政、妇联、财政等部门形成合力，避免责任分散和监管缺位。”章月燕说。

（据《钱江晚报》，原标题《托幼之困如何破局 政协委员有话说》，原作者蓝震、詹程开。编辑 曾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