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罪比10万元赔偿更珍贵”

爷爷被掳日本在煤矿做苦力

“小时候总听父亲讲起爷爷的事情，只要一说起爷爷，父亲就两眼含泪。”12月9日，提起爷爷当年被掳到日本的事情，今年42岁的即墨受害劳工遗属江伟青激动不已。

江伟青告诉早报记者，他的爷爷叫江子和，抗战时期在青岛市区担任巡警员，1942年的一天，突然被日本人掳走。时隔3年爷爷回国后，向家人讲述了自己这段难忘的经历。

江伟青说，当年爷爷被掳走后，和青岛许多劳工一起被送到日本一个偏远的煤矿上做苦力，干了整整3年，期间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受尽磨难。1945年在一个社会组织的帮助下，江伟青的爷爷才辗转回到祖国。在日本做苦力期间，江伟青的爷爷每天不仅从事重体力工作，还遭到日本企业的高压管制，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江伟青说，他的爷爷回国后变得体弱多病，在自己父亲9岁那年就含泪离世。此后的多年中，江伟青的父亲只要想到爷爷在日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就十分痛苦。

2018年，江伟青在媒体公布的中国受害劳工名单中，看到了爷爷的名字，他通过各种渠道，将爷爷在日本做劳工的相关材料，通过人权和平基金会递交给了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没想到，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很快联系到了江伟青，并派人到即墨核实相关情况后，将江伟青的爷爷列入了山东首批获得赔偿的劳工名单中。

“青岛还有不少受害的劳工，希望他们也早日维权成功。 ”江伟青说。

谢罪

山东首批30名劳工获得赔偿

山东首批被掳劳工获赔是一件让人很激动的事情，虽然赔偿来得有点晚，但重要的是有了结果。正在潍坊市高密参加发放赔偿金活动的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说起索赔艰难曲折的道路，话语间掩藏不住激动。

“登记的劳工需要各种材料信息的核对，大量的工作是为了保证赔偿金能准确及时地发放到每一名劳工遗属手中。山东首批30名获赔受害劳工中，青岛的有10多名。”刘焕新介绍，虽然每名劳工遗属获赔的数额不多，但更大的意义在于日方“谢罪”，某种意义上这比10万元赔偿金来得珍贵。10万元的赔偿数额是之前索赔时提出的，关键点不是数字，而是对方的一种态度。

记者了解到，今年已经70多岁的刘焕新本身就是受害劳工遗属，他亲耳听到过无数劳工遗属的讲述，所以一直坚持从事维权工作。刘焕新说，许多参与对日索赔事宜的日方律师年龄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妥善解决相关的索赔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这也是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秘书长陈丕刚说，为了核实受害劳工信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多次赶到青岛胶州和即墨，反复核实受害劳工遗属相关材料，在确保无误的情况下，登记发放赔偿金。此次三菱谢罪、支付赔偿金后，30位受害劳工将先行获得赔偿，目前，赔偿金已经全部打入指定基金，将在资料核实后陆续发放。

调查

三菱矿业百名劳工来自青岛

记者调查了解到，2015年，青岛市档案馆从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找到一批中国劳工名簿及其他有关中国劳工的档案，再一次佐证了日本在二战期间强掳、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在这批名簿中，三菱大夕张矿业所使用的292名中国劳工中，来自青岛地区的中国劳工就有103人之多，多数是从青岛被押往日本。

在这份名簿上，三菱财团大夕张矿业所于1944年9月15日、10月17日分两批接收中国劳工，这些中国劳工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第一批176名来自青岛，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来自即墨的56岁的江秋芳。

“中国劳工被强迫押送日本后，在日本军警的刺刀下，任由日本企业驱使奴役。在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的条件下，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遭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中国劳工的体质迅速下降，大批劳工惨死在日本。有学者研究表明，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强征的劳工共有13批，最低的死亡率为7%，最高死亡率高达52%。但是，日本企业编制的中国劳工死亡人员名簿中，竟将遇难中国劳工的死亡原因都归咎于因病死亡，甚至编造出诸如脚气、心脏麻痹甚至梅毒等花样繁多的死因，以掩饰其令人发指的残害中国劳工罪行。据介绍，早在2004年，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曾采访了24位青岛的当年被掳劳工，请这些饱受欺凌的亲历者留下珍贵的口述影像档案。

进展

明春将在日本举行追悼活动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当年被迫赴日的中国劳工有近4万人，其中涉及日本三菱的超过3000人。三菱作为知名企业，当年使用中国劳工成为其绕不过去的一段“黑历史”。所以，中国民间一直以此为突破口，要求日本相关加害企业支付“和解金”。

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强介绍，赔偿金陆续到位之后，领取成为关注的焦点。为规范赔偿金领取、规避争议问题，在大家的商议下，专门出台了《山东受害劳工赔偿金发放管理办法》，从申请递交、登记在册、核实发放、争议解决等方面进行规范；同时形成专人专户、定人定款、统一管理、统一发放的制度。目前，山东是第一个出台规范受害劳工赔偿金发放管理文件的省份，傅强认为，这将成为全国处理受害劳工索赔的“山东样板”。同时按照计划，在三菱方面谢罪、支付赔偿金后，来年春天还将在日本进行受害劳工纪念碑祭奠追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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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漫长维权路

“中国受害劳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对日诉讼之路，我父亲刘连仁的案例是其中一个标志性案例。”刘焕新介绍，1944年9月，自己33岁的父亲刘连仁在家乡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被日军掳到日本，押到一座矿山做苦工。不堪虐待的他在1945年6月逃亡，躲进北海道深山，度过了13年野人般的生活，直到1958年被人发现后送回国内。

上世纪90年代初，刘焕新开始了漫长的对日诉讼索赔。2001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了战后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但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了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用诉讼手段解决问题的大门被无情关闭了。但是，中国民间对于当年使用中国劳工的日方加害企业的追索，一直在继续。

10年前起诉三菱

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团长、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强介绍，早在2010年9月，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与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研究决定，在山东高密成立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并共同委托傅强律师及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代为提出民事赔偿诉讼，正式起诉烟台三菱水泥有限公司和三菱商事（青岛）有限公司。傅强说，根据调查，二战中三菱公司与日本政府共同把2709名中国劳工强掳到北海道美呗矿业所等9个工地做苦役，致466人死亡。另外，地崎组转包三菱的工程，在北海道大夕张矿业所强制388名劳工做苦役，致148人死亡；铁道工业转包三菱的工程，在北海道美呗矿业所强制415名劳工做苦役，致90人死亡。其中潍坊是三菱受害劳工的重灾区，再加上济南、淄博、青岛等地，共有近1000名受害劳工。

寻找劳工遗属

统计数字显示，二战期间，日本强掳约39000名中国劳工到本土13家公司强制劳作，按照目前掌握的档案资料显示，其中有3765人被送至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三菱材料株式会社前身），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动，数百人身亡，大部分人患上各种疾病。

目前还有许多受害劳工没有找到，青岛早报联合山东爱之工联谊会，寻找受害劳工及其遗属并帮助索赔。受害劳工及其遗属可以拨打早报新闻热线82888000反映情况，或拨打15963602201联系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陈秘书长。